在第八章，语言成为关注的焦点。毕竟语言作为主体活动的能力因素之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心智、思维、心理等认知因素是密切关联的。要想彻底弄清科学思维的机制、类型、过程等，必须对语言的构造和形态做一番细致的“解剖”和分析工作。除了早期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加以利用以外，新兴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成果也成为重要的证明依据。例如，认知语言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基础和研究方法；媒介环境学从传播、媒介和文化的角度综合性地阐述了语言与思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后者集中体现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学派的核心成员罗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所著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一书中。结合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具体从六个方面，对中西语言不对称性给科学认知和思维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哲学中语形、语义和语用三者关系如何协调的难题，实际上可迎刃而解了。
除此之外，知识的不同表征形式也是我们确认不同知识类型和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重要方面。这在第九章中有详细的讨论。这里所要提示的是，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把人工智能中的形式化倾向与西方两千多年以来的理智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洞见。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领域中产生的“身体智能”（body intelligence）的新概念，使人们将其与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以身体为中介的知觉现象学，以及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G.赖尔（Gilbert Ryle）关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与“知道什么”（knowing that）两种知识类型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我将其与东方的智识方式，尤其是与《黄帝内经》中的“身体语言”联结起来，这可看作对休伯特·德雷福斯等人的上述思想的一种补充吧。